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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改写自《田螺姑娘》的《飞鸟与鱼》为何被吐槽?
        2023-02-08 16:07:27
        北京晚报

        ▌黄逸

        “《中国奇谭》中最烂的一集。”

        “这文案投稿《意林》都会被人嫌矫情,而且孤独什么啊,要什么回应啊。”

        “真的不行。我能看到的,只是一个落后于时代的,文艺青年的‘梦’。放在十多年前,这或许是一种美好的幻想,但放在2023年,她或多或少有些‘幼稚’了,不论是‘奇’还是‘新’,都没有让我感受到。”

        口碑不错的动画短篇集《中国奇谭》的第六集《飞鸟与鱼》播出后,意外遭遇强烈批评,以上数条即为网友评论。

        《飞鸟与鱼》改写自民间神话《田螺姑娘》,该神话已流传1700年以上,且传入朝鲜、日本等国,是中国神话的代表。为适应现代观众,《飞鸟与鱼》加入科幻元素,田螺姑娘成了外星人发来的3D影像,她和男主注定分离。为突出悲剧氛围,《飞鸟与鱼》还加了一条鲸鱼,只能发出52赫兹频率的叫声,同伴根本听不到(鲸鱼只能听到频率为15赫兹到40赫兹的声音),注定孤独一生。田螺姑娘用塑料瓶做出一台临时设备,可发52赫兹的声音,让孤独的鲸鱼误以为它有同伴。随着设备沉入海中,田螺姑娘也在男主的一吻中消失……

        《飞鸟与鱼》的画面精彩,文案也很努力,试图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,呈现出“心灵虽孤独,爱却永在”的主题,可惜说教气太重,掉进“用科幻图解人文”的窠臼中,潜台词依然是“人情高于一切”“人是万物尺度”等,确实大大地落后于时代。

        《飞鸟与鱼》海报

        田螺原本是海螺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的最早文本见于晋人束皙的《发蒙记》,其书已佚,幸唐代徐坚的《初学记》中转引:

        侯官谢端,曾于海中得一大螺,中有美女,云:“我天汉中白水素女,天矜卿贫,令我为卿妻。”

        《发蒙记》是给小学生识字用的课本,文字极简,意为:一个叫谢端的福州(当时称侯官)人在海中得大螺,中有美女,自称是银河(即天汉)中的白水素女,因天帝怜悯谢端贫穷,让她来当妻子。

        可见,田螺姑娘本是海螺,在汉代墓葬中,常见螺女图,上半身人形,腰以下是蛇体,末端连接螺壳。说明至迟在汉代,人们已把螺想象成女子。到陶渊明的《搜神后记》,有《白水素女》(素女,即仙女),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基本完型。

        《白水素女》的主角仍是谢端,少年丧父母,为邻人所养,“恭谨自守,不履非法”,因家贫无妻。后在“邑下”(乡间)偶得大螺,“如三升壶”,觉得很罕见,就拿回家,养在水缸中。此后每天耕田归来,饭食已备,颇觉好奇,一日提前收工,回家偷窥,见“一少女美丽,从瓮中出,至灶下燃火”。谢端蹿出,少女不及回缸,自称是白水素女,天帝怜悯谢端,派她来照顾,“十年之中使卿居富得妇,自当还去”。仙女说,已被窥破行藏,只能离开,“今留此壳去,以贮米谷,常可不乏”,说完便失踪。谢端为她立了神座,经常祭祀,生活渐好转,但不致大富,邻家把女儿嫁给他,谢端后来当上县令(令长)。

        《白水素女》多达 420字,情节完整,但结局是二人分开。

        陶渊明不愿跟风

        为什么到陶渊明笔下,海螺突然变成田螺了呢?

        韩国学者郑恩玉认为,可能是该故事从滨海地区,逐渐传向水稻种植区,而田螺与水稻的关系密切。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传到韩国后,在全罗道流传甚盛,是韩国最大稻米耕作区。韩语中,田螺与海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,不易混淆。当地诸多口传版本,均非海螺。

        陶渊明不让田螺姑娘与谢端成夫妻,可能是意识到其中的道德风险。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受欢迎,因它暗含着贫苦农民渴望娶妻的梦想。谢端无父母兄弟,渴望家庭温暖。在传说中,不怎么提田螺姑娘的相貌,只提“守舍炊烹”,契合农耕者的“模范妻子”标准。

        在传说故事中,有一个奇特现象,即彼此雷同。中国的牛郎织女传说、阿拉伯的《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》、傣族的《召树屯》、日本的《羽衣传说》、印度的广延天女传说、欧洲的《格林童话》等,出现在不同地区,由不同人创作出来,却异常相似,这一类故事被称为“天鹅处女型”,即男子通过窃取仙女羽衣而得妻。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是“天鹅处女型”的变体,着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称其为“螺女型”,列为45个基本故事类型之一,由它衍生出的故事多达百余篇。

        “天鹅处女型”和“螺女型”呈现出人类内心的幽暗,“偷窥”是关键情节,但“螺女型”更偏男权。学者王均霞指出,“天鹅处女型”的男主需到野外去发现,而田螺姑娘自己送上门,且她被发现前已经在干家务了。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风靡,是一场隐性的大众狂欢,陶渊明不愿配合。

        谢端变成了吴堪

        南朝的任昉更绝,在《述异记》中,把《田螺姑娘》改写成:

        晋安郡(治所在今福州)有一书生谢端,为性介洁,不染声色。尝于海岸观涛,得一大螺,大如一石米斛。割之,中有美女,曰:“予天汉中白水素女,天帝矜卿纯正,令为君作妇。”端以为妖,呵责遣之。女叹息升云而去。

        谢端从农夫变成了书生,田螺姑娘主动表白,他反而视为妖,体现出精英与大众的观念对立。

        到了唐代,《田螺姑娘》剧变,主角变成常州义兴县(今属江苏宜兴市)的县吏吴堪。

        据晚唐皇甫氏的《原化记》,田螺姑娘为报吴堪“常于门前,以物遮护溪水,不曾秽污”之恩,委身于他。县宰听说吴堪妻有美色,欲图之,要吴堪找“蛤蟆毛”和“鬼臂”两物,否则治罪。吴堪犯难,田螺姑娘却轻松找到。不久,县宰又说要“祸斗”,不迅速交上,立刻治罪。田螺姑娘牵出一兽,似狗,能吃火,拉出的粪便也是火。可吴堪交上去,县宰却怒道:“我要‘祸斗’,你怎么找条狗来?”吴堪现场演示,“祸斗”果能吃火、拉火。县宰却说:“我要这个干什么?”欲害吴堪。恰在此时,“祸斗”的粪暴燃,全城被烧,县宰也被烧死。

        学者刘守华指出,《原化记》中的故事源自《旧杂譬喻经》中《祸母》,讲述的是某国王闲极无聊,派人去大街买一种叫“祸母”的怪物,它以针为食,为填饱它的肚子,国王到处找针,举国不宁,为轰走它,就把它烧得通红,不想它跑了出来,“过里烧里,过市烧市,入城烧城”,酿成大灾。

        写成文字多悲剧

        《原化记》模仿佛经,却仍是中国故事,因《山海经》中记有“祸斗”。至于吴堪,在南朝时已被刘敬叔写入《异苑》:

        阳羡县小吏吴龛(通堪),于溪中见五色浮石,因取纳床头,至夜化成女子。

        阳羡县即唐代义兴县,皇甫氏所言皆有依据,经他巧妙嫁接,情节更曲折。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说:“小说亦如诗,至唐代而一变,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,然叙述宛转,文辞华艳,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,演进之迹甚明,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。”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从此成两大传承系列,一是谢端系列,一是吴堪系列。宋元明时期,笔记小说只在两系列的基础上略增删,至清再变。学者杜芳在《中国田螺姑娘型故事研究》中,对此有细致钩沉。

        先是清代程麟《此中人语》的《田螺妖》,男主变成卫福,他和田螺女有二子,一日夫妻口角,卫福骂了两句,女“姣啼惨哭”,卫福劝不能止,怒取螺壳掷于地,没想到一声响,田螺女和螺壳一齐失踪,后来二子都中了进士。

        继而是民国的《近五十年见闻录》,该书作者是贡少芹、周运镛、吴之之、徐九香,中有《螺妻》,男主又变成捕鱼为业的“沙县人”,与螺女有一子一女,渐失防范,取螺壳给孩子当玩具,螺女见后,脸色突变,拿起螺壳奔向河中,儿女牵母衣挽留不得。

        这些文字都以悲剧收场,呈现了男性视角:抓住关键的螺壳,螺女就任由摆布。之所以是螺女,亦因“螺多子,俗人以得螺为生子之兆”,合乎“多子多福”的观念。

        民间偏爱大团圆

        与文字记录不同,口传《田螺姑娘》多是大团圆结尾(少数是悲剧,或因丈夫失态,在儿子面前嘲弄妻子是田螺,或因婆婆苛待,致妻子离去),大多数中国人认为它是喜剧。

        在韩国,情况正相反,大多数人认为《田螺姑娘》是悲剧,因类似的精怪故事多是悲剧向,据韩国学者郑恩玉研究,韩国版《田螺故事》与中国版的不同是:

        首先,男主偷窥时,是头顶簸箕躲在厨房的角落里。韩国乡村的篱笆不像中国乡村那么常见,而簸箕在生活中又占重要地位,小孩尿床,妈妈会让他第二天早上头戴簸箕,去邻家讨一点盐巴回来,可避免再次尿床。

        其次,男主没把田螺放水缸里,而是放在衣橱里。

        其三,男主发现田螺姑娘后,田螺姑娘说:“我本是天上的仙女,在天上犯了罪被贬到人间。因和你有姻缘,才这样来到这里。不过,你再忍几个月,你和我就可以白头偕老。如果等不到那个期限,我们就会面临再度离别的命运。”但男主拒绝听从,暗示结局不佳。

        韩国诸多口传版中,也有的近似吴堪系列。

        在日本,也有类似《田螺姑娘》的故事,如《鱼妻》。男主是渔夫,某日抓到一条五彩斑斓的鱼,带回家养起来,鱼便化成人,成了渔夫妻子,育有一子,一家人生活幸福,但丈夫无法忍受邻居说自己是鱼的丈夫,将妻子赶出家门,妻子回到大海,他们的房子是妻子盖的,瞬间化成数万只虫子飞走。

        《田螺姑娘》是图腾崇拜的孑遗,能广泛流传,与报恩意识、追求美好爱情、天人合一观念等,应有关联。

        科学素养待提升

        至于《飞鸟与鱼》,它选择了悲剧架构,更接近精英的书写传统,而非大众的口传传统,这无可厚非,可在思想上,它却没达到精英水准。

        过去三百年中,人文精神被过度夸大,“写人”“写真情”似已成艺术创作的全部,有情要煽情,没情要挤出情,为此不惜误用康德的名言:“有两种东西,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,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,一个是我们头顶上的灿烂星空,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。”

        可星空和道德法则对等吗?

        星空已有130多亿年,现代智人不过30万年,科学的历史才200多年。我们看到的宇宙微不足道,我们的经验受困于现有时空中,更高的文明随时会给我们“降维打击”。正如作家刘慈欣所说:“迄今为止的人类足够幸运,因为作为整体的人类从未面临过短时间内遭遇集体大灭绝的灾难,但这并不意味着未来会一直如此。”

        与宇宙的大尺度比,人类的文明只是沧海一粟,我们岂能忘记更大的世界,局限于“人”的世界?事实是,用写诗无法拯救诗,用坚信无法拯救信仰,用煽情无法拯救感情……

        人类已进入2023年,略有解决方案意识的人,都不会认同《飞鸟与鱼》中的奇想:用欺骗的手段,让鲸鱼坚强活下去;所谓高科技,竟然只是外星人为和地球人搞精神恋爱……时代进步了,可落伍的观念依旧,在他们看来,科学就是工具,永远只是虚构出来的永恒、人性、情感等的奴婢。

        在科学素养上,《飞鸟与鱼》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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